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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rch 26, 2014

解決目前政治僵局的建議

硬風

今年一月二十八曰,美國總統Obama 到國會做國政報告(State of the Union 台灣翻譯成國情咨文,實際上是口頭報告為主),提出他要同時和歐盟及亞太地區談判自由貿易協約。
這是第二天華爾街日報的頭條:


翻譯起來就是:(國會參院議長)Reid 重創 Obama 的貿易企圖。


Reid正式的頭銜是多數黨領袖。參院名義上的頭子是副總統,但副總統除了特別情形(像彈劾總統) 依慣例是不出席參院的會議。實際主持參院的是多數黨領袖,所以我翻譯為議長。

美國開國的先賢為了防止總統變成獨裁,在憲法中規定只有國會參院才有權對外宣戰及訂約。現在參院議長在總統的國情報告後開了記者會,宣布今年參院將不會授權總統去談貿易條約。今年TPP的談判是不可能了。台灣政府一直在那邊說服貿要通過才能談TPP ,當然是騙騙大家。

對於這樣的結果,美國總統及行政部門有什麼反應嗎?有!大家都摸摸自己的大鼻子,不敢吭一聲。因為國會議長說了一句:「如果識相的話,最好不要再提這個。」
("I think everyone would be well-advised just not to push this right now.")

美國的國會議長真神氣!他難道不用聽總統的嗎?他們不是同黨的嗎?為什麼總統還要聽他的?

美國的國會議長有時會聽總統,有時卻不聽。國會議員也一樣。但他們幾乎一定會聽一種人的聲音:他們自己的選民。

二十幾年前美國在談判北美自由貿易條約(NAFTA)的經過讓我印象深刻,也大開眼界。他們的談判代表每次去談判回來以後都要到國會報告。國會也都會邀請各行各業人士及專家到國會去談條約的影響和對策。然後談判代表帶著國會新的指示再回去談判。每一次的過程都要二到四個月。這樣來來回回一共施了大約有三年才完成談判及簽約。

台灣的ECFA 竟然沒有向國會報告就先簽了。服貿也一様,先斬後奏。坦白講,我真的有點不敢相信同樣是民主國家會差那麼多。

台灣是民主國家嗎?國會議員如果自己的選民想法和行政當局不一樣時,常常不是聽選民的,只是聽黨主席一個人的。這是民主嗎?現在服貿條約在國會的審核竟然不能改。那為什麼要叫國會審核?叫木頭來審不會比較快嗎?又説一定要通過,立法院已變成中國的人大了嗎?

為什麼?台灣不是有一部民主的憲法嗎?怎麼實行起來好像變成了獨裁制?

美國是比較民主的國家。如果我們比較台灣和美國有什麼不同,也許會看出一些關鍵的地方。

我來美國多年,從來沒有見過美國總統當黨主席的。但是在台灣,以前陳水扁當總統就搶著要當民進黨的黨主席,馬英九當總統時也一樣,一直霸著位置不肯放。為什麼?

美國的總統不當黨主席的原因很簡單:黨主席像是打雜的,什麼權力都沒有。像提名都是由各地自行初選決定 。就是全國性的募款也只是收錢和分錢。分銭也有一定的公式。所以做黨主席實在想不出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但是在台灣就很不一樣。黨主席講什麼就變成全黨的政策,就是國會議員也不能反對,不然就要被黨紀處分。馬英九當黨主席更神氣了。他不但有權力任命行政院長,行政院的閣員任命基本上也是要他同意。他也任命立法院長和立法院的黨團幹部。

美國就不是這樣,國會從議長到各個黨團幹部,都是國會自己決定,自已選。不管是總統或黨主席都沒有插嘴的餘地。所以他們只聽自己和自己的選民,有時完全不理總統。政策也不是總統一個人說了算,是大家討論後一起決定。(這個「大家」並不包括黨主席。黨主席講話根本沒有人在聽,因他沒有權。)所以國會的政策有時和總統一樣,有時不一樣。當然總統或黨主席更沒有權力去黨記處分任何人。

在台灣,總統兼黨主席的話,權力就非常大了。行政院全部要聽他的。如果在國會也是多數黨的話,國會也要聽他的。行政立法全部都控制在他一個人手裡。

等一下,根據憲法,行政和立法不是要互相獨立互相制衡嗎?如果有人能同時控制行政和立法沒有違憲嗎?我並不是一個研究法政的人,但是如果一個人如果同時擁有行政和立法兩權不會變成獨裁嗎?

對我來說,這就是台美之間最大的不同。也台灣民主最大的禍原,最大的毒瘤。

黨有權力決定政府各機關的人事本來就是專制的餘毒,是從列寧那裡抄襲過來的(請見參考)。這種中央集權的制度對於獨裁者是很大的方便,但是卻是完全反民主的。

要破解這個制度其實也不難。一個方法就是申請釋憲,讓大法官宣布這個制度是違憲,立法院應獨立運作。政黨沒有任命立法院長及黨團幹部的權力。政黨也沒有權力處分立法委員,他們可以自訂規則,自我約束。另外一個可能的方法就是總統不能兼黨主席。這兩種方式都可譲立法院獨立運作,不受總統的控制。台灣自然達到行政和立法互相獨立,互相制衡的民主狀態。

在申請釋憲的同時,當然也可申請對重要法案(像服貿)在釋憲前不得表決的假處分。

另外一個釜底抽薪就是制訂政黨法,規定曾任或現任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長不得兼任政黨的黨主席。不過這個辦法可能要等到換了總統以後了。

美國是總統制的國家,他們的總統無法也不被允許去指揮立法機關。法國也是總統制的國家,他們的總統也無法指揮法國的立法機關。為什麼台灣的總統可以?難怪我們有九月政爭,難怪我們的立法委員不理他們的選民在想什麼。

因為台灣有黨國體制,黨國體制有列寧式的政黨,列寧式的政黨本來就是設計要讓獨裁者方便使用的,施行起來當然會變成獨裁制。那是歷史的遺毒。只要把它剷除,相信台灣的民主一定能夠再進一大步。



參考:


Tuesday, March 18, 2014

數字會說謊:欺騙人民的台灣GDP

林登峯

不賺錢怎麼算?

阿狗仔存了五十萬元,決定做生意。爸爸阿土伯幫忙,拿了五十萬借他。一年後,阿狗仔回來爸爸拜年阿土伯非常高興,問起生意做得怎麼樣?

「生意還不錯。一年下來,我們大概了十五萬。」阿狗仔說。

「為什麼説是大概?」「現在銀行存款有七十萬,我們手頭現金有五萬多。另外,賣出去還沒有收進來的有四十萬左右。」

阿土伯罵兒子:「年輕人做事情要實在一點。外面有四十萬,你怎麼知道一定收得到?你拿了一百萬出去,現在只剩下七十五萬,當然就是虧了二十五萬!怎麼能說是賺錢?」

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阿土伯的算法就是傳統上最通用的方法,只算現金。算算一共拿出去多少錢,一共收進來多少錢。如果收進來比拿出去的多,就是賺錢。不然就是虧本。這種算法最是簡單,叫做「現金法」。全世界大部份的中小公司在算有沒有賺錢都是這樣算,大公司也有這樣算的。

不過,許多現代的大公司不是這樣算。對他們來說,東西只要賣出去,就是還沒有收到錢,也算是賣出。那筆在外還沒有收到的錢叫做「應收帳款」,算是公司的資產。向別人買東西(進貨)還沒付,欠人家的錢,叫做「應付帳款」,算是公司的負債。

所以,公司賺多少=現金增加了多少 + 應收帳款增加了多少 + 應付帳款減少了多少

這種算法叫做 Accrual Method, 中文翻譯成「權責發生制」。

當然啦,真正公司賺多少錢還要算庫存,生財器具的折損等等,上面的講法是稍微簡化了,但不會影響這篇文章的討論。

長久來說,這兩種算法結果應該是一樣。「應收帳款」的錢最後都會收進來,就變成現金。「應付帳款」最後還是要付現金。

所以阿狗仔的算法以現代的會計法來看是合理的。

台灣的GDP 應怎麼算?

我在在2012 年底寫了一篇「臺灣依舊虛假的經濟數字」發表在想想論壇。在那篇文章中,我指出經濟部把台商在外國的工廠生產,從外國出口的算是成臺灣的外銷是欺騙台灣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把別的國家生產的,別的國家出口的帳算成自己的。

那篇文章刊出後,就有網友指出,經濟部説法只是騙騙大家。事實上當他們自己算GDP 時是只有算台商在外的利潤,只是在2005 年以前是算拿回台灣的錢,2005 年以後改用「權責發生制」,就連沒有拿回台灣的錢也算成是台灣的GDP

我當時就指出這樣做也有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嚴重,現在我用政府公佈的數據來說明。

去年一月我在高鐵的書店買了415 期的「財訊」。其中「財政部挖台商六百億私房錢」(P.184)一文就有引述金管局的統計。到2012年第三季為止,上市上櫃的台灣公司一共從台灣挖了3.882 兆新台幣到外國去投資設廠,累計匯回了2898億。

上面的數字是從上市上櫃台商開始產業外移到2012年第三季所累積的數字。如果我們用十二年來算(2000 2011),假設每年匯出相同的錢向外投資,每年也匯回相同比率的錢,用很簡單的代數就可算出每年匯回的錢是在外投資金額的0.956%

這個數字遠比我在報章雜誌上所看到的更低,但是其實是差不多的。因為如果一般公司賺的是成本的13%,如果拿回來是「賺的」7%,那就是成本的0.91%,和我們的數字相當。不過一般設備新的生產公司剛開始的前幾年都是會進賬比較多,要把投資的機器設備賺回來。所以一年至少要「淨」進賬 25 35%,然後扣掉機器設備的折損(一般高科技的設備要在五年裏面折損完),剩下的才是10% 左右的利潤。所以生産工廠開始的前幾年的進賬會遠高於成本的10%的,這樣才能把本錢先賺回來。

總得來說,台灣要拿回每一筆在外投資的本錢要等一百零四年。用現代會計的話就是,台商賺到的錢,變成了「應收帳款」,但是這個「應收帳款」要收一百零四年才能夠把成本收回!至於利潤呢?那當然是一百年以後的事了。


這種「權責發生制」未免太過分了吧!平常的公司,如果「應收帳款」拖過一年一定會列為壞帳。那裡會有這種一百年才收得到的「應收帳款」?世界上有這種會計法嗎?

事實上,我們看到每年台商拿了三千多億出去,但是只有看拿回來三百多億(3.8兆的0.945%)。然後政府在那裡告訴我們:台商賺了很多錢,對台灣很有貢獻。政府是把老百姓莊孝維嗎?


「生雞蛋無,放雞屎有」的海外生產

所以對我來說,台灣的GDP唯一合理的算法就是「現金法」。2005 年以後的GDP 都是不正確的。那些都只是用來騙騙自己的。

如果拿進來的錢比拿出去的多,對於台灣就是有益助,可以增加台灣的GDP。如果拿出去的比拿進來的多,對於台灣的貢獻就是負的,當然要從GDP扣除。

現在我們一年要拿出三千多億,只拿回三百多億,對於台灣的整體經濟當然是負面的。所以海外生產對於台灣的GDP 應是每年負三千億左右,應從GDP的數字 扣除。

有人說,拿出去的三千多億是對外投資啊,怎麼可以從台灣的GDP 扣掉?但是拿回來的錢也不過是拿出去投資的「本錢」的一部份,怎麼可以算成是收入,算成是台灣的GDP

這種現象已經持續十幾年了,到了2012 年,台灣整整拿了3.8 兆出去,到了今年應已超過四兆。就好像一個人每天被抽血一樣,當然變得越來越沒元氣。整個海外生產的政策的成效看起來只是減少台灣的經濟動能。

就像我們台灣話所説的「生雞蛋無,放雞屎有」。

至於是保一或保二?那不過是在騙騙自己吧!


Sunday, March 9, 2014

憶蔡同榮之二三事

林登峯

美國的國會山莊
第一次見到蔡同榮是在美國首都DC的國會山莊。
那一年大慨是1999。那一天早上,Boston FAPA 分會的會長李隼三打電話給我。他説台灣在美國推動「台灣安全加強法」,是「台灣關係法」的加強版。派出了一個國會訪問團,要到美國國會去訪問遊說。FAPA的總部通知希望在外地的同鄉也能參加,以壯聲勢。
我因為工作的關係,雖然偶爾會參加在Boston 台灣人的活動,但是從來不參加外地的活動,也不是FAPA 的會員。但是這個活動似乎很有意義,那幾天我也剛好有時間。我很爽快的就同意。匆匆的補買了一張和李隼三同班次的機票,帶了很簡單的行李就跑到DC了。
第二天我們終於在美國的國會山莊見到了從台灣來的國會代表團,大約有十個左右的立法委員,國民兩黨都有,帶隊的正是立委蔡同榮。從各地來的FAPA會員也不少,至少有二三十個,大部份應是紐約和紐澤西來的。
蔡同榮精神很好,上台簡單的解釋台灣安全加強法及當天到國會的目的,然後就由FAPA 的人帶大家到國會議員的辦公室一個一個拜訪。
我們到國會議員的辦公室,一個一個的拜訪。 基本上,每個國會議員都出來和大家說幾分鐘,然後由大家提問,他們一一回答。
但是不知是不是台灣人的習慣,提問的人很少。有時候因為沒有人發問,FAPA 的美籍職員跳出來發問,國會議員再回答。經過了兩三個國會議員之後,我開始有點受不了了,我開始站起來提問。因為我問以後也常常沒有人接下,我也慢慢的在國會議員回答後,再接著對他們的回答繼續問。這樣一個一個進行下去。我一開始也只是不希望看到冷場,後來卻愈問愈有勁,平常想過的奇奇怪怪的問題都拿了出來,國會議員也都很有耐心的一個一個回答。不知怎得,到了最後幾個,好像都只剩我一個和國會議員對話。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美國的國會議員,非常出我意料之外的,他們對台灣問題的眉眉角角其實瞭解得非常深入,對於我的提問也都很快的就切入重點。還有一點,他們對我們非常的友善,對我們相當支持,決不是裝出來的。
Solarz家的晚宴
那一天晚上,前眾院的外交委員會主席Solarz請我們在他家吃飯。我們在晚餐前大約二十分就到了他家。我們大家都互相自我介紹聊天,蔡同榮在旁邊和一些FAPA 的人在忙著開會。過了一陣子,蔡同榮忽然跑到我面前對我説:「等一下吃飯的時候,你來坐這個位子。」
然後就把我帶到一個位置。再三交代:「要記得ㄏㄛ,不要隨便坐。」
我當然説好,也沒有想那麼多。
沒有幾分鐘,Solarz 帶了幾個人進來了,我趕快跑到我的位置。榮同榮迎上去和他們打招呼。不知怎得,Solarz和蔡同榮 走到我的旁邊,蔡同榮開始向Solarz 介紹:
「This is Representative and Mrs. Solarz, This is Dr. Lin,a FAPA member from Boston!」
我趕快趨前和他們打招呼。
「I am Richard Bush.」
我右邊的人也開始自我介紹。
所以坐在我左邊是Solarz,再左邊是蔡同滎,再過去是Solarz 的太太,我的右邊是Richard Bush(卜睿哲)。
我和蔡同榮是今天的主客!蔡同榮是代表台灣的國會議員團,我是代表FAPA!
但是FAPA 的人除了李隼三之外,應該沒有人知道我是誰呀!還有要我當主客,竟然沒有人向我打個招呼一下,真是太那個了!
許多東西很快的從我的腦袋裏面飛閃而過。
應該是蔡同榮今天看到我和國會議員的對話,指定要我當主客的。
但是我並不是FAPA 的會員,怎麼能代表FAPA?
空空!蔡同榮都說我是FAPA 的會員了,我怎麼會不是?我不過是還沒有繳會費而矣!
但是當主客不要準備一下嗎?
別人請客吃飯有什麼好準備的?帶嘴巴和肚子就是了。至於要講幾個笑話嗎,頂多把這幾天講過的再重講一遍就是了。在座的人也沒有人見過我,相信應沒有人聽過那些笑話。
做為一個台美人,能夠代表FAPA 是我最大的光榮,有什麼好抱怨的?
很快的,我開始和大家聊起來了。
我和蔡同榮兩個配合得很好,談話也非常生動,氣氛非常好。不知道的人一定會以為我和蔡同榮是幾十年的朋友。那應該是一個很成功的晚宴。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蔡同榮。
和愛德華·甘迺迪的交手
第二天早上蔡同榮帶著台灣的國會團和一些FAPA 的人和愛德華·甘迺迪參議員一起吃早餐。蔡同榮的想法是:甘逎迪是很資深的參議員。他和總統Clinton 的關係也很好,希望能利用他的影響力來推動台灣安全加強法。早餐會進行得很順利,會後我們就決定成立一個「台灣人支持甘迺迪後援會」(Taiwanese for Kennedy)。因甘逎迪要選參議員連任,要替他辦一個募款餐會。由我出任會長,直接和他連絡。
蔡同榮只告訴我一聲,確定募款餐會是那一天,跟他通知一下,他會來。他就回台灣去了。
我和甘迺迪的連絡,基本上都是透過他的幕僚。和他一對一談話的大慨只有兩次。第一次 ,他很有耐心的對我解釋國會是如何操作,還有他們和白宮的關係。基本上他認為外交事務應該是由國會主導的( 請見「臺灣2012大選美國支持誰?」)。然後我們就討論台灣安全加強法。最後他結論說,他要和白宮及當時的參議院外委會主席Lugar 討論一下。然後他就介紹他的幕僚和我認識,耍我關於募款的事,直接和他們連絡。
最後一次我和他一對一的對話是他對我解釋他們討論的結果。基本上我們要的東西像部長級的官員能直接連絡、武器等,他們都可以幫忙,但是台灣安全加強法卻辦不到。因為他們認為台灣關係法已經很有效了。像上次台海飛彈危機時就已發揮相當的功用,足以保護台灣。我只跟他道謝一下,也沒再多說什麼。
募款的活動,進行的相當順利。許多沒有想到的人都跳出來幫忙,讓我非常感動。
聚餐那天,我去哈佛及MIT 找來了我台灣人的第二代學生(我事前放風聲要來參加餐會的,全部免費),大約有三十多個。甘迺迪看到不少年輕人,以為很多台裔年輕人都是都支持他的,非常得高興。
蔡同榮也來了。他向大家報告了台灣大選的近況。
會後,他和我檢討募款的結果。他問我一共募了多少錢。我向他説了。他説,那已經很多了。忽然間,他從他的西裝口袋裏掏出了幾張支票拿給我。然後對我說:「我怕你們募的錢不夠,所以也弄了一些錢,希望能幫忙你們。」
我看了一下手上的幾張支票。嚇了一跳。一共有美金三丶四千塊。但是所有的支票的收款人之處,都是空白的。
他再接著說:「你們既然募到這麼多錢。我看這些就不用給他了。這些就給你全權處理。你要怎麼用都可以。」
他大概己從FAPA 那邊得知甘逎迪的立場,相當失望。說完就向我道別離開了。我想,我大慨不會再見到他了。
第二天,他還沒回到台灣,我就把那幾張支票「全權」處理掉了- 我把他們全部撕破,丟進拉址桶裏。這些錢本來是要捐給甘迺迪的。現在既然不用了,當然應該退回。我那裡有什麼資格用那些錢?我不知這些人的地址,最好的方式就是撕毀掉。
以後他再見到我,他從來沒有問過我如何處理那些「半空白」的支票,我也沒有提過我怎麼處理。
在Boston 的見面
處理完了那幾張支票,我想我應該永遠不會再見到蔡同榮了。
過了没有幾個禮拜,有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蔡同榮的電話,說他和他的夫人要來拜訪我。
我想,他住在台灣,應該沒有車子。就説我去載你們好了。我把他們載到當時在Boston 地區相當知名的日本料理店 Michikusa,這一家的生魚片雖然還不及台北的高玉,但是應不會差很多。
見到蔡同榮和同榮嫂,我才知道原來同榮嫂是住在Boston 的市郊。非常奇怪的,我從來沒有聽人說過,我相信我認識的台灣人裹面也沒有人知道。我知道蔡同榮一個人回台灣,原來他的太太是在我們這裡。蔡同榮每一兩個月就會來我們這裡看她。従那一次起,他也每一兩月都來找我,一直到同榮嫂搬回台灣為止。每一次,同榮嫂都和他在一起。同榮嫂看起來非常賢慧,他們兩個也感情非常好。沒想到台獨的頭子有這麼好的一個太太。
我把他們載到餐廳後,我們就開始話家常,同榮嫂原來和我一個從未見面的堂叔在台大的時候是很熟的同學。他們算是長我一輩,但是蔡同榮看起來很年輕,精力旺盛。
很快的蔡同榮就談到我們見面的主題:民視。原來他是要看看我對他經營民視的意見。基本上,他對於各種事務都有相當的規劃,我只是聽而。偶爾,他問我意見時,我才表達自己的看法。我們大概見了六到八次(我沒作記錄),每次至少二到三個鐘頭,可以說,除了偶爾談一點他私人的事,幾乎都是在談民視。
王永慶的暗助
有一次,我們談到採購的問題。我問他,怎麼知道內部的採購沒有問題?
他告訴我,他為了這個問題,去找王永慶多次討論。有幾個錢額比較大的案子,他也都投標的文件及投摽的結果拿給王永慶看。王永慶也都把那些拿給台塑的採購人員分折。他們相信投摽的數字是相當合理,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蔡同榮本身雖然是學政治的,他對經營雖然不是內行,但是他對於公司的經營卻非常用心。他碰到問題時也都非常努力的去找有經驗的人請教。真是讓我佩服。民視的經營基本上也相當的上軌道,營業額蒸蒸日上,成為台灣最成功的電視台之一。
另外我也非常感佩王永慶的熱心和耐心,願意花時間來教蔡同榮如何經營。真是一個值得尊敬的長輩。
民視新聞部和台派媒體的弱勢
又有一次我們談台灣的媒體及民視的新聞部。我問他他們有什麼問題。他説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台灣人讀新聞的很少,他們常常找不到好的人才。所以民視的新聞部也有統派的。
我忽然提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們能否考慮和自由時報合併?這樣你們就不用擔心沒有人才。」
 他顯然沒有想我會題出這樣的建議。他遲疑了一下子,慢慢得說:
 「這樣,我們不是偷吃步嗎?」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轉頭看了坐在他旁邊的同榮嫂。真是老實的O-Ji-Sang(日語),我們台灣人已經被國民黨「偷吃步」欺負到這樣,我們台派的媒體相對的非常的弱勢。結果這個台獨的創始人還在擔心一我們會不會「偷吃步」?
我完全不擔心這個問題。美國的電視媒體都是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管的。 FCC 下面有兩個附屬委員會。一個是負責法規的,另外一個負責技術規格的。我曾經擔任負責技術規格的(叫做T1 Committee)委員會的委員。因為這樣的關係我對於另外一個附屬委員會在做什麼也稍微知道一些。1999 年他們正在討論一個很熱門的議題:當時的Rupert Murdoch的FOX TV,美國第四家的電視系統,正在美國許多地方買報社。他們開始擔心如果一家公司同時擁有電視台和報社,影響力會不會變得太大。FOX TV 事實上也利用同時擁有電視和報社,相輔相乘,經營的業績非常得起色。
美國都只剛剛在考慮這個問題,台灣的法律怎麼會有問題?
「這樣有沒有違法?」我很有信心的説。
他陷入了沈思。過了一陣子回答我説:「應該沒有。」
我沒有再加半句。
這一次他回台灣好像不到一個月就回來了。
我們又到了Michikusa。一坐下來,他就説他去找林榮三(自由的老闆)見了三次,但是林榮三不肯。
這一次換我陷入了長考。我記得他告我他去找陳剛信就找了三十幾遍,所以一個月去找林榮三三次應該不算奇怪。但是林榮三是生意人,所以這是生意式利害的談判,多跑並不是有用。談判的東西可以是非常的複雜,想來想去除非我和他一起去談,實在想不出好的建議。
「那麼民視新聞至少要要求不可有假的。」我只好放棄自由這一條路。
兩國論-回應美國的壓力
我們在Michikusa 的談話雖然很多次,但是幾乎從來沒有談到政治,他不提,我也客隨主便,完全不提。
唯一的一次,我還有印象。
大慨是第三次還是第四次,他忽然談到,美國對兩國論非常的不滿,向台灣施加壓力。李登輝非常煩惱,不知要怎麼辦。
我笑笑的問他:「是不是李登輝問你要怎麼應付?」
他也笑一笑,沒有回答。
「惦惦就是了。」我很簡單的説。
他似乎有點不解的看著我。
「惦惦一句話都不講也是回應的一種方式。」我開始慢慢的解釋。
事實上,要回應美國的不滿壓力有很多種方式。一句話都不講也是一種方式。這是西方國家有時候用的手法。對於台灣來說,李登輝的兩國論不管是內容和時間點都是非常漂亮的一擊。台灣和中國如果要做政治對話最大的問題就是「對等」。兩國論就像是畫龍點睛的一筆,把重點指出來。李登輝如果不準備從兩國論的立場退卻的話,台灣的官員能夠說什麼呢?像蘇起那種談話真是不倫不類。我們本來在談,現在變成不談了,在西方的看法就是一種讓步(concession)。雖然只是很小的讓步,但是也是一種讓歩。美國也可以用此向中國交代了。台灣如果只是惦惦,也是向美國送出一個很清楚的訉號:就是我們在這件事情的立場是不會退卻的。美國表面上是對中國很客氣,希望台灣不要鬧事。但是美國也絕對不會希望看到台灣變成一切都聽中國的。
台灣在和美中的三角關係中一定要學習更精緻(sophisticated) 的手法。
蔡同榮想了一下,點點頭,似乎看出了眉角,沒有再問。
我不知他有沒有向李登輝談這個議題。但是我也沒有再看到李登輝或他的官員談到兩國論。
蔡同榮對錢的態度和不變的理念
阿扁上台後不久,同榮嫂就搬回台灣,我們就沒有在美國再見面了。他也都不定期的寄來一些他自己寫的文章和書。也有關民視的報導和一些CD。像他們在八點檔的連續劇本來收視率是第三名,後來變為第二名。變為第一名時,他甚至把那個報導用紅筆圈起來。應該是高興和驕傲。
有一次,我看到一則報導,蔡同榮在民視是不領薪水的。我記得他和同榮嫂第一次在波士頓見我時就問我,董事長能不能領董事的車馬費。我說法律上是沒有很清楚的規定,但是在美國內部董事,包括董事長和總經理都不領車馬費的,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要來上班的,還要什麼車馬費。我當時感覺很奇怪,車馬費應是小錢,他為什麼會問?原來他是沒有領薪水的。當然應該領車馬費。那一天,我一整天都非常難過。
蔡同榮對錢的態度,把美金三千多塊的支票交給我,問我董事長車馬費的事,再再都証明他不是很愛錢的人。一個年老的人,不是以弄錢為目的,使我對於有關他的惡意傳言,都很難輕易相信。我對他在政治上的理念也很有信心。他的文章和他的書也一再的表明,他雖然在台灣一切都很順利,但是他也一直堅持原來回台的理想,從未放棄。
對我來說,蔡同榮也代表了我們上一代許許多多的台美人,他們對台灣深深不變的愛。每次我回思我們幾次見面情形,都是感慨不已!
我祈禱我們後起的一代不會讓已逝蔡同榮失望。
也讓我想起了那一句似老猶新的台灣話:蕃薯不驚落土爛,只求枝葉代代湠!